十六、我的电大结业论文1985年，我终于取得了电大结业文凭。苦读了三年，终于完成了电大中文专业的学习课程，结业了。33岁的大专生，终于与“小学本科”文凭说一声再见了！今后以后在自己的履历表“文化水平”一栏里可以写上“大专”这两个字了。真的是很感伤啊，就追赶时代的脚步而言，落伍了，还来得及。

这是自我慰藉了。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很不易。该念书的时候上山下乡了，疏弃了大好的青春时光。

好不容易回城了，却要我们补习文化知识。在我们这个电大中文专业班里，学生的年事跨度整整是十岁。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伤啊！今天再读一下当年的结业论文，有点感慨啊——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真诚，悲其奴性”——试论阿Q与李顺大、陈奂生形象绪论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人口的国家。

“五•四”以来，众多的“直面人生”的有头脑的作家，写了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鲁迅先生写了阿Q这个农民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岑岭.稍后,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赵树理的《小二黑完婚》、《三里湾》以及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

到了破坏“四人帮”以后，高晓声带着深沉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历史的眼光，写下了陈焕生、李顺大这两个农民典型形象。文学是人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小说最重要的手段是缔造典型形象来显示时代本质和历史纪律。

现实社会生活差别，作家所处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差别，他们的思想、情感、性格、喜好、趣味、习惯等都市对作品的人物形象发生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批一批能够展示社会历史内在、给人以无穷思考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只管各不相同，但就其分类来说，可以划分为农民系列形象、妇女系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等等。随着历史的生长，时代的变迁，这些文学作品中系列形象也发生了换代，这自己就反映了社会的更替。从阿Q到李顺大、陈焕生，只管跨越了半个世纪，反映的社会生活差别，但作为同一个“农民系列”却又具有贯串性的性格特征。

高晓声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很像鲁迅小说，其实鲁迅小说我有二十年没有读了……①”。可见，系列形象的发生绝对不是简朴的模拟，它是差别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写阿Q这个农民形象的。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索他的政治、社会、历史、哲学、人性等方面的内在。他给我们提供的思索是富厚而悠久的。高晓声则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写出了阿Q形象系列的延伸----陈焕生、李顺大。

本文主要来探求一下阿Q形象与李顺大、陈焕生们这种内在的、一定的、本质的联系。一鲁迅是通过阿Q来反映辛亥革命的。阿Q，三十岁左右，又瘦又乏，拖着一条黄辫子，头皮上亮着块癞疮疤。

赤贫，只身。语言和生活习惯有浙东地域特点。他受压迫，受聚敛，不甘屈辱又不敢反抗，因而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麻木忘记。

现实逼他自然而然地憧憬革命，但报效无门，反被封建压迫的聚敛者和“革命党”看成土匪正法了。阿Q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历史的烙印。

他的灵魂包藏着“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②阿Q的特点是政治上精神上的愚昧和不觉悟，还没有找到改善自己悲凉处境的门路，因而也无力反抗反动势力对自己的迫害和摧残，始终处在猥贱贫弱的职位。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制度恒久统治的效果。阿Q只能梦想自己成为“革命党”，而把已往的压迫者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打垮在地，从而主宰自己的运气，挣脱被奴役职位和贫困生活的愿望。

可是，等候阿Q的是抹杀。阿Q“革命”的悲剧，不仅是他和他所属的谁人阶级的运气，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的反映。

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发展中，还未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辛亥革命的向导阶级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提不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纲要，又不敢去发动宽大的农民。因此，除了赶走了一个天子外，一切还是老样子。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以，阿Q仍然被奴役和欺凌，最后被封建势力抹杀。

鲁迅将农民的弱点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考察，并通过阿Q的悲凉了局，对辛亥革命举行了品评。高晓声是通过陈焕生、李顺大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苏南人。

年轻时“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土改后，“分到六亩八分好地”，“满身的劲比天还大。”他受苦勤劳，忠厚老实，又有点狡狯和农民式的小智慧。

愚昧，具有浓重的农民意识。他崇敬共产党，也顺从极“左”门路。他盖了三间房的愿望经由二十几年的艰难磨折----包罗精神、肉体、物资、钱财诸方面的磨折才实现。

《“漏斗户”主》、《陈焕生上城》中的陈焕生，也是苏南人。他“骨胳高峻，身胚结实。

”勤快而乐于助人。他也勤劳受苦、忠厚老实，但近于憨直愚钝而拙于辞令。处于极左门路时，他贫穷，竟借上“粮债”，甚至到了“连做年饭的米都不会有”的田地。

他也忠顺愚昧，在穷困痛苦之中他越来越缄默沉静了，心情也越来越木然了。“还是再看看吧”是他的口头禅。

他不像李顺大会“睁着泪眼，迎着唏嘘”编“希奇”童谣。高晓声写了这两个农民典型形象，正如他说的，基本上把近几年来“农村在政治经济上进度和变化反映出来了。”③一个农民要造屋，竟然要造三十年！从时间上就足以证实造屋之难。

李顺大三十年造屋不成，这是一个悲剧。作者详细形貌了李顺大造屋历程，通过他所履历的曲折的门路，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李顺大如此，陈焕生也不破例。

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竟然成了一个“漏斗户”，到了没有饭吃的田地。这个悲剧同样在反映同一个主题。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它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遭受了多大的蒙难？！李顺大、陈焕生这两个农民形象具备“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④高晓声是继续鲁迅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写出了新时代农民的悲剧，到达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历程的一种探索。二阿Q是怎样的人物？阿Q，无论就作者的意图说，或就它实际的教育作用说，主要的是一个消极性、讥笑性、品评性的典型。

作者反映在这个典型里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被压迫被聚敛的历史，是农民精神上恒久被奴役的状况。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光造成了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落伍性，也造成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落伍性。

它们尽力要给中国人民贯注种种仆从意识，以消除它们的反动统治能永世存在下去。阿Q精神，是一种仆从的品德。对人民来说，阿Q精神主要是小私有者在走向破产消灭当中所泛起的一种消极的典型。对阿Q这种奴性和精神胜利法的批判，正是显示出我们民族的生路和死路，从民族的自我批判中指明我们这个被压迫民族应走的门路。

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胜利法是林林总总的。时代差别，这种奴性、精神胜利法就渗透着差别的阶级内容和差别的色彩。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焕生与阿Q在思路上、精神上具有一种内在的、一定的、本质的联系。

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基础是农民小生产的思想。从他们的主导性格看，主要体现在憧憬富足的生活，勤俭、循分、忠顺。李顺大对于社会主义的明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这并没有超出小私有者“二亩地、一头牛、妻子孩子热炕头”式的理想。应当说，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拥护是真诚坚定的。因为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使他们憧憬富足生活的愿望具有可能性。

陈焕生的情感“早同旧社会决裂了”，“能够寄托希望的又是现在。”对生活，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李顺大则立下了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造三间屋的宏愿。一个要填饱肚子，一个想造屋，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正是因为这样的农民小生产的思想作为基础，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庞大矛盾时，不是接纳了“精神胜利法”来慰藉自己，就是体现出一种奴性。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特点是唾面自干、忠厚老实的奴性。

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拥护、忠顺也具有小私有者对救世主报恩的性质，把共产党只是作为偶像来崇敬。所以始终是“跟跟派”。他们具有封建品级看法和崇敬权力的思想，把干部看成比自己高尚的官而尊重顺从之。像陈焕生就以为“干部比爹娘还大。

”李顺大是“随便哪个党员讲一句，对他都是下令。”他们安于运气，唾面自干。这一点陈焕生说得越发明确：“根据他向来的看法，只要不是他一小我私家的事，也就不算欺他。

就算是真正的不公正，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的椽子呢？”正因为他们勤劳受苦的美德和对共产党的拥护是建设在没有完全觉悟的基础上，即与封建意识和身上奴性、愚昧交织，因而对党内泛起的极左错误也是忍耐顺从。

五八年时，李顺大鼎力大举献砖，他以此来表现“投入伟大的事业。”他在主观上与小生产者的狂热性、片面性和奴性有密切的关系。陈焕生一家已经到了没有饭吃的田地，但还是默默地忍受，总还是以“还是看看吧”来说服自己。纵然被某个干部骂一句“你这个‘漏斗户’”后，陈焕生只能暗地愤愤地想：“这是富人讽刺穷人，田主讽刺农民。

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看待难题户吗？我种了一世田，你倒替我定了一个‘漏斗户’的罪名，你就晓得我粮食不够吃，却不晓得我一生出了几多力！”可是，时间一长，这种愤愤的心情也就没有了。陈焕生彻底认输，当上了“漏斗户”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奴性和愚昧与极左错误的肆虐，客观上互为因果、相互作用。

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本质是“精神胜利法”。为了和谐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使自己从失败的痛苦或亏损的懊恼中解脱出来，便使用了这祖传的法宝。我们看李顺大造屋履历艰辛，旷日持久还不能实现。

自己造屋不成，“理想”不能实现，反而以“胜利者”的口吻来讽刺亲家公：“屋子造得太急了，天天闹地震，大家宁愿住棚，还要屋子做什么？”李顺大是真的不愿造屋了吗？不是的。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存在了矛盾，又无法解决，这时“精神胜利法”就起作用了。

你看，他被造反气魄头骗去了一万块砖钱，这是何等伤心的事。事实上他知道是无法要回了，于是他反倒认为“我一万块砖头给窑鬼吃在肚子里，也比你省心。

”真实自欺欺人、自我慰藉。同样，陈焕生在吴书记的“高级体贴”之下，花了相当于七天的劳动所得住了一夜高级招待所，这对于一个曾经是“漏斗户”的农民是何等懊恼。

住也住了，钱也付了，怎么办呢？陈焕生懊恼之余便自我慰藉地想：“即是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了。”不仅如此，陈焕生“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感人的履历，这五块钱化得值透……试问，全大队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想到这里，陈焕生不仅不懊恼，反而“精神徒增，马上似乎高峻了许多。”这些都活龙活现展示出李顺大、陈焕生们无愧是八十年月的新阿Q。

所差别的是，同阿Q相比，究竟是差别条理里的事情。阿Q绝对不会像陈焕生那样交上“官”朋侪，被待若上宾。

陈焕生、李顺大也绝不用像阿Q一样躺在被官兵困绕的土谷祠里憧憬未来。他们生活必将完满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顺大盖起了三间瓦房，陈焕生生活日渐改善，并开始有了精神生活的需要。

当年，鲁迅写出阿Q的灵魂，提出了革新国民性的问题。今天，高晓声写李顺大、陈焕生们的灵魂，同样也是提出革新国民性的问题，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

小农思想、奴性、精神胜利法等等弱点，这种农民的弱点、民族的弱点，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历程中逐渐淤积而成的。鲁迅、高晓声通过他们的作品中展示的农民形象，展现出这些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⑤三鲁迅和高晓声对于封建思想都举行了批判，都提出了提高农民觉悟的须要性、迫切性。鲁迅的思想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目的相联系。

高晓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联系。不管他们的思想上质与量的差异如何，他们的配合性在于，都看到了封建主义思想危害革命的严重性。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出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提高农民觉悟的须要性和迫切性。

鲁迅认为，不革新“国民性”革命就要失败。高晓声认为，只有提高农民的觉悟，社会主义事业才气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思想反映在创作目的上----鲁迅要写出“一个现代我们国人的灵魂来。”⑥高晓声认为自己“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

”⑦这些在他们的创作中不仅仅是阿Q与李顺大、陈焕生们，包罗其他一些人物也是如此。他们把笔触伸入到这些农民的灵魂之中。这种思想反映在取材上----鲁迅说自己的取材是“多接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效的注意。

”⑨高晓声说得越发详细：“我们的国家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国家每前进一步，都要依靠农民的觉悟，农民的努力。所以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要去反映他们的觉悟和努力，促使他们更快地前进。这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⑩这种思想反映在创作气势派头上----鲁迅写阿Q，接纳的是悲喜剧联合的手法。

“哀其不幸”的时候，鲁迅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出温和的笑。对于阿Q在压迫眼前的自我慰藉、自我解嘲、缺乏反抗之心，加以讥笑和鞭笞。

“怒其不争”时，鲁迅把阿Q的奴性视为造成悲剧的一方面原因。鲁迅用阿Q这个典型，鞭笞了社会，展现了社会的黑暗，展现了社会对造成消极个性的原因。对罪恶社会下的牺牲品阿Q，体现出深切的同情。因为鲁迅把悲剧性的阿Q精神胜利法看成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又看成是阿Q为了适应社会的主观体现。

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中便用喜剧性手段，给阿Q以辛辣而善意的讥笑，使人读后感应可笑，事后又感应伤心。《阿Q正传》中一个接一个令人发笑或促人深思的生动细节，那种涂上漫画色彩的夸张，看了令人发笑，笑过之后又发人深思。

鲁迅以极重的心情写下了“他睡着了”这句话。直至小说的竣事，从未庄人们的反映到城里人的议论；从阿Q到阿Q周围麻木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小说成为一篇思想极为深刻的喜剧性悲剧。

高晓声写李顺大、陈焕生也接纳的是悲喜剧联合的手法。“爱其真诚”时，高晓声对他们忠厚、正直、勤劳的美德加以热情的颂扬，对他们在极左错误下仍忠于党、忍辱负重的品德给予肯定。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他们的愚昧和奴性给予讥笑和鞭笞。

“悲其奴性”时，高晓声把李顺大和陈焕生们的小农思想、奴性、精神胜利法看成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对农民，高晓声是把自己以一个普通农民身份生活的艰难岁月里的体验、感受凝集在笔尖，体现出深切的同情的。他在写这两个农民形象时，接纳喜剧性的手法，写了一个个令人发笑的情节。

就说陈焕生吧，写他愚昧时，让他以一个穷困农民身份去见沙发，使他感应这沙发是怪物“怕压瘪了弹不饱。”以后出了5元钱，他又往沙发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管我的事，出了5元钱呢！”这是个何等令人发笑的情节。

一笑之余，岑寂思考一下，不是可以得出深刻的结论吗！悲剧的竣事意味着喜剧的开始。由于时代差别，阿Q的“大团圆”是脑壳落地了，而陈焕生、李顺大的“大团圆”则是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这即是陈焕生和李顺大们喜剧性悲剧的了局。结论阿Q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压迫形象泛起的。

陈焕生、李顺大是社会主义中被尊重被体贴的主人。前者的运气是被黑暗吞噬，后者的运气则是日趋高峻并走向灼烁。

可是，这两者的思想本质上有着一种贯串性的特征，即“精神胜利法”。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高晓声很好地继续了鲁迅的传统，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的态度，以他对今世农民弱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与视察，表达了对于现实生活实际历程的历史探索。注：①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②、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③高晓声：《生活与“天堂”》④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⑤、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⑦高晓声：《且说陈焕生》⑧高晓声：《谈谈文学创作》⑩高晓声：《希望努力为农民写作》上海电视大学普陀区领导站中文专业 余杰1985年4月5日在论文答辩时，老师提了两个问题：1、陈焕生形象既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烙印，又具有差别于阿Q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请对此简要论述你的看法。

2、鲁迅和高晓声的小说都具有诙谐的气势派头，但其基和谐色彩并不相同，你能否对此作一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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